浓荫遍地的旭东路 邓泽见/摄

撰文/本刊记者杨华

“本次车的终点站——煤矿村，到了……”

到站下车，一条蜿蜒的大道两旁栽满了梧桐树，浓荫满地。

大道右侧是贵州师范大学老校区，左侧则是鳞次栉比的居民楼。

大道有路牌，名叫“旭东路”。

说好的煤矿村，在哪儿呢？

煤矿村就是东山村

“所谓的‘煤矿村’其实就是指我们东山村。”在东山村村委会，现年62岁的老会计王学顺如是说。

据王学顺介绍，他家世居东山乡环山村（编者注：东山乡系解放初期行政区划，环山村位于今天友谊路附近），对今天旭东路——也就是贵阳人泛称的煤矿村一带非常熟悉。

“这一带之所以叫煤矿村，主要是因为解放前这里有个‘筑东煤矿’。”王学顺说。

据介绍，当时的筑东煤矿，其矿区范围包括今天旭东路两侧、贵州师范大学老校区一部，以及延安路与宝山路交叉口一带。

“刚解放的时候，这些地方都还是荒山坡坡。”王学顺说。

据《中国煤炭志·贵州卷》记载：“抗日战争期间，前方的不少工厂、机关、学校、商号纷纷迁来贵州，时局造成贵州经济畸形发展，特殊形势迫使当局倡导调查和开发贵州煤炭资源。民国26年（1937年），省政府委员会提出开发贵阳近郊煤田的议案，称‘查贵阳附近煤田为贵州中部之主要产煤区，际此非常时期，亟应切实调查，以作开采准备’，两年后，省政府批准成立‘筑东煤矿股份有限公司’，此为解放前贵州第一个省属煤矿企业，由官、商入股合办，开发‘省会东郊巫峰山一带煤矿’，民国30年（1941年）……公司更名为‘贵州煤矿公司’，确定‘开采区暂定筑东、林东二区’。”

这一说法也得到了贵州省煤矿安全监督局退休干部高言中的佐证。高言中1946年毕业于贵州大学工学院矿冶系，并于同年9月来到筑东矿场井工组当技术员。

在他的回忆文章《煤矿村的来历》一文中写到：“1941年，以资源委员会为主成立了贵州煤矿股份有限公司，将筑东煤矿公司改为筑东矿场……开采范围划定东起木瓜田、白花山及胡家山一带，西抵螺蛳山、照壁山、狮子山及大地坡一带，北至黄山冲、营盘坡、石硐坡及巫峰山，南抵莲花坡、铜鼓炎及仙人洞。南北最长处8公里，东西最宽约1公里，面积300公顷。”

据王学顺老人回忆，当时筑东煤矿的井口之一就在今天延安路与宝山路交汇的原金筑大酒店处，旁边则是煤矿的煤场，建有卖煤的门市部。

当时贵阳的各行各业乃至居民用火均依赖筑东煤矿的煤炭，久而久之，这个以卖煤闻名的地方就被贵阳人称为“煤矿村”了，一直延续至今。

实际上，所谓“煤矿村”在行政区划上，指的就是今天的东山村一带——当然，包括从东山村划分出去的栖霞社区。

曾经的煤矿井口之一 邓泽见/摄

筑东煤矿旧照（资料图片）

如今的煤矿村人来人往，难见半点煤矿的痕迹 邓邓泽见/摄

鱼龙混杂的筑东煤矿

据王学顺老人介绍，他父亲当时也在筑东煤矿干些诸如搬运、运输之类的小工，所以对煤矿的情况比较熟悉。

筑东煤矿最盛时，工人多达千人以上，既有贵阳本地人，也有为躲避战火逃难来的北方人。

据介绍，当时的生产条件很差，安全防护很不到位，加上又是瓦斯与煤突出矿井，所以三天两头发生各种事故。

“听说井下就是随便找点木头撑一下就算了，经常死人。”王学顺说。

生产环境恶劣，矿工们的生活条件也非常糟糕，住的是夯土墙的茅草房，甚至有的就是干打垒，而且待遇不高，一个矿工辛劳一月，养活一家人都够呛。

“当时的人都说，挖煤的人是埋了还没死，哪个愿意来嘛。”王学顺说。

正因为如此，筑东煤矿为了招募人手，就把重心放在那些逃难逃荒的人上面，造成了煤矿工人鱼龙混杂的局面。

“当时的筑东煤矿就是‘三不管’地带，什么人都有。有一些甚至是犯了事，跑到煤矿来躲藏的，包括一些杀人犯。”王学顺说。

当时的矿工中，吸食鸦片的也不在少数，据《中国煤炭志·贵州卷》记载，划转到翁井煤矿的筑东煤矿职工，“进行了矿区秩序整顿，帮助一些窑工改掉了吸毒的恶习。”

筑东煤矿所产的煤炭，主要供应贵阳本地，尤其是当时位于水口寺的贵阳电厂，电煤主要依赖筑东煤矿。

“煤质不好，烟很大，呛人。”王学顺回忆小时候家里烧过的筑东煤矿出产的煤时说。但是，那个时候的贵阳市民，能有煤烧就已经不错了。

“生意很好，抢着买。”王学顺说。

据介绍，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一直到1949年，筑东煤矿的煤炭产量基本维持在日产60吨的水平，从兴建到1951年停产，筑东煤矿共采出18万吨煤，为抗日战争的大后方——贵阳的经济建设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如今学生嬉戏健身的运动场，谁能想到就是60年前的矿区 邓泽见/摄

高言中的文章里，向我们描述了当时筑东煤矿的繁荣景象：“在井口修建简易煤仓可存500吨煤，建机修和木材加工及运输竹船制造等加工点，并修建矿工宿舍、食堂等配套设施，将300米长的狭长谷地用围墙与外界隔开，人员不能随意进出，为了解决运销问题，将原有的进矿公路（即现旭东路）加宽，同时铺设1500米长的轻轨，用以吨位单位的木制煤矿车外运；储煤场选择在现师大体育场南面的一块空地上，既考虑到电厂用煤，也可在附近空地上炼土焦销售给城市居民。1945年至1948年，储煤场一带热闹非凡，靠南面是一排炼焦炉，北面是电厂的运煤车，百姓运煤焦或板车拉，或人挑马驮，生意兴隆。”

并入翁井煤矿

1949年11月，贵阳解放。

据高言中描述：“解放前夕，曾有人想掠夺筑东煤矿的资产并破坏矿井建设，矿上老职工闻讯后便组织起护矿委员会，将煤矿的资产、档案统一保护，外人不得靠近矿场，储备矿井生产的必要物资等。”

解放当年的11月21日，贵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建设接管部工矿处接管了筑东煤矿，由于事前准备充分，煤矿于25日将完整资产资料报送接管部门。

据《中国煤炭志·贵州卷》记载：筑东煤矿被接管后，“经过整顿秩序，修复设备，民主改革，很快恢复了生产。”

但是，由于矿脉遭遇大断层而枯竭，加上水淹矿井等因素，1950年6月，当时的省工矿处决定，筑东煤矿停产。

曾经兴盛一时的筑东煤矿至此画上了句号，当年，“6月底将竖井井口封闭，设备拆除，人员大部调离，少数人员处理善后工作，将危房拆除。营业部门继续工作，将煤焦全部出售。”

那么，从筑东煤矿调离的人员都去了哪儿呢？

据《中国煤炭志·贵州卷》记载：当时“为了尽快解决贵阳煤炭供应紧张问题，贵州省人民政府于1951年批准建立了贵州第一个地方国营翁井煤矿。”

筑东煤矿的“560多名职工转到翁井煤矿，成为骨干力量，翁井煤矿成立后的4年中，接收周围小井并对其进行技术改造……改善了职工劳动和生活条件。到1955年底，翁井煤矿共接收了7个小矿井，新建一对能力为年产5万吨的斜井，全矿年生产能力达到21万吨……为满足当时贵州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用煤做出了贡献，亦初步打下贵州煤炭工业发展的基础。”

城市的快速“生长”让筑东煤矿曾经的矿区煤场早已无迹可寻，今天，当我们穿梭在人潮如织的延安路口，徜徉在书香氤氲的师大校园，漫步在绿荫遍地的旭东路上时，恐怕怎么也想不到脚下这片土地，乃至土地之下的煤矿矿脉，就是贵州煤炭工业的发祥地之一。

筑东煤矿已经成为了历史，但那个名字却让贵阳人无法忘怀——煤矿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