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 本刊记者 杨华

于文勇今年73岁了，站在曾经工作了31年的车间门口，他很感慨:“我们厂要是早有这些数控机床，也不会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了。”

一口标准的东北口音，道出了贵阳矿灯厂这个老三线企业的历史。

创业

上世纪六十年代，为了支援三线建设，给贵州煤炭工业配套，当时的煤炭工业部决定，从抚顺矿灯厂分出部分干部职工，建立贵阳矿灯厂。

1966年5月，第一批273名干部职工奔赴贵阳，在距离贵阳市区约18公里的蔡冲煤矿旁，一砖一瓦开始建立新厂。

“那时候真是相当苦，喝的都是稻田水，还有牛毛呢。”今年85岁，曾任班长的黄传国说。

当时，无论是厂区还是生活区，都还是长满了杂草的荒山坡。

条件的艰苦并没有吓退这帮东北爷们儿，房子没有就建，设备没有就从抚顺运。

厂房建好了，设备运到了，没有起重机械，几十条东北大汉硬是用肩膀把笨重的设备扛回厂里。

最初的生活区位于大山沟里的高升堂，住的是油毛毡搭建的临时住房，喝的是稻田水。

“这条路六里地儿，我走了十年。不过为了建设大西南，遭点儿罪也无所谓。”黄传国说。

“油毛毡房子都是大通铺，四处漏风，只得拿铁板挡着，早上起来，被子都是黄的——全是铁锈！”

就这样简陋的临时住房，随着后续人员的陆续到来，都不够住了，有段时间租用蔡冲煤矿的房子住，“三天两头矿上的人赶，惨啊。”

与艰苦的生活形成巨大反差的是，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凭着一股创业的热情，这群东北大汉从无到有，当年建设，当年投产。

从东北千里迢迢来建设大西南，都是自愿的？几位老人连连摇头。

当年在抚顺，对贵州很是陌生，当地充满了对贵州的各种传闻，甚至有人说，这里遍地是野兽，这让被点名的干部职工人心惶惶。

“一千多号干部职工，没一个人是自愿的。”

“咱们是军事化管理，每天学军队还要跑步，下操。所以上面点到你的名了，那是来也得来，不来也得来。”于文勇说。

今年76岁，虽然一头银发但精神尚佳的付玉英，直到今天还记得当时动员会上的话，“说为了西南建设这事儿，毛主席愁得睡不着觉，所以为了能让主席睡好觉，我们就来了呗。”

但来到贵州后，美丽的风光，和善的当地人，加上宜人的气候，却让这帮生长于白山黑水间的东北人流连忘返。

“好是好，就是太远了！”付玉英说。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连接贵阳到长沙的湘黔线尚未开通，因此从贵阳到抚顺，要么得在桂林转车，要么得在成都转车；再加上当时还是那种老绿皮火车，车速慢，站站停，想要回一趟家，单程就得花个五六天；不仅费时，经济上也吃不消，跑一趟，两三个月的工资就没了，“一月工资也就三十九块，单程车费就得四十三块，还不算给家里老人买东西的钱！”

“可我们那时候都还是二十啷当岁的小伙子小姑娘，想家啊！”付玉英说。

为了照顾南下干部职工的情绪，当时都是尽量选择夫妻职工或者家属是农村户口的。

1966年投产后，贵阳矿灯厂选择了厂区附近开始建设永久性家属区。

“最早建成的是一到八号宿舍楼，六九年就建成了。”在蔡冲的矿灯厂老家属区，于文勇指着几栋老旧的筒子楼说。

“我是六九年从高升堂搬来的，终于不用喝稻田水了。”于文勇说。

随着干部职工陆续南下，后来又增建了十多栋家属楼，都是五层的单元楼，围着八栋筒子楼而建，与其风格迥异，一望而知不是一个时期的。

“最后一栋楼直到1985年才建好。”今年80岁，曾任贵阳矿灯厂工会主席的李奇说。

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所有厂矿一样，“企业办社会”，不大的家属区里，幼儿园、学校、供销社、职工俱乐部等等生活设施应有尽有。

交谈过程中，于文勇不时拿出一张纸看，上面写着十六个字，全是姓氏，每一个姓氏，在于文勇心里都是一张鲜活的面庞。

“第一批来贵阳的人里面，现在夫妻双全的就只剩这八对双职工啦。”

于文勇叹了口气说道，手指在纸片上一点一点的。

明灯

1966年，时值“文化大革命”，全国的工矿多数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

据介绍，当时全国六个矿灯厂，唯一正常生产的就只有贵阳矿灯厂，这就使得其他完不成任务的厂子纷纷找贵阳矿灯厂“求援”。

黄传国说了一件关于“求援”的趣事。

“文革”期间，湖南的矿灯厂急需三万个矿灯盖子，厂长找到了贵阳矿灯厂，厂里面把负责盖子生产的黄传国叫了去，黄传国表示，自己这个班一个月五万个盖子的任务已经很重，要额外生产三万个盖子起码得三个月时间。湖南这个厂长急坏了，等不了这么长时间呀，没法子，只得三番两次找黄传国。

“我就跟他说尽力吧，我们自己的任务完成了，我抽几个人给他赶赶。结果咱们赶得快，一个月就给他完成了，把他给高兴的呀。打电话到厂里，非得接我去湖南，说是要好好慰劳慰劳我，我哪儿走得开呀？”黄传国回忆起这段往事，拄着拐杖呵呵乐了。

“那时候的人单纯呀，也不想得什么好处，能完成任务就行了。”黄传国说。

“还是在东北时的习惯，任务干不完不下班。而且不仅要完成任务，还要超额完成任务。”于文勇说。

正是这些质朴的干部职工排除各种干扰，坚持生产，才让贵阳矿灯厂的“黔光”牌矿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不仅照亮了贵州的各个煤矿，也让全国各地的煤矿工人在漆黑的矿洞里看到了光明。

“卖到山西的矿灯是最多的。”李奇说。

衰落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全国六个矿灯厂，我们是唯一的大型企业。”李奇说。

据介绍，贵阳矿灯厂全盛时期，全厂共有一千四百名干部职工。

贵阳矿灯厂的老厂区，位于贵阳市花溪区蔡冲煤矿附近。

厂区大门上已没有了任何标示，只剩两根光柱子。

进门左手边就是曾经的大会堂，如今已经租给一家生产汽车配件的小厂。

约摸四五百平米的大会堂里，中间堆着加工好了的汽车配件，两侧靠着墙摆放着数台数控机床，钻头“滋滋”作响。

“我们厂要是能有这些设备，也不至于落到今天这个地步了。”于文勇看着数控机床说。

出了大会堂，斜对面就是于文勇曾经工作过的机加工车间，如今已经租给一家家具厂。

走进机加工车间，于文勇明显有些兴奋了，指着最里面一个角落说道，“当时我就在那儿，热处理工。”

老人兴奋地四处指点着，“这儿是车床，这儿是磨床，那一排是钳工。”仿佛他说的那些设备都还在，而他的那些工友都还在四处忙碌着，一如当年。

“我在这儿一直干到一九九七年，整整三十一年。”于文勇说，离去时仍恋恋不舍。

正对着大门走上去，就来到了动力车间和电池车间。

在动力车间旁，有一间不大的房子，于文勇指着它说，“这就是当时的发电机房，那个时候供电不太正常，拉闸限电总是影响生产，所以我们专门买来了柴油发电机。”

“我们这些老家伙们，也曾经创造过辉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的技术水平在国内是一流的。”于文勇说。

当时从抚顺来的时候，厂里还有日本设备，在当时算是最先进的。

一路上，于文勇、李奇和付玉英总在念叨“有库存，不干活都能吃几年”。原来，在贵阳矿灯厂最辉煌的时候，由于经常超额完成任务，“黔光”牌矿灯库存很足，够买几年的。

“其他矿灯厂都来学习取经过，上海来过，成都来过，济源来过。”于文勇说。

在贵阳矿灯厂全盛时期，厂里还经常组织车队到外面采购，改善生活。“去广西去云南，买活猪买蔬菜，买回来了大家分。”李奇说。

好日子一直持续到一九八六年，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贵阳矿灯厂逐渐跟不上时代的步伐。

“自始至终，我们厂只有一种产品，‘黔光’牌。”于文勇说。

产品单一，且没有改进技术，使得贵阳矿灯厂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

从一九九二年起，贵阳矿灯厂开始逐步搬迁到贵阳花溪桐木岭附近。

自此，蔡冲附近的老厂区和老家属区，就如同曾经闪耀过的“黔光”牌矿灯一样，慢慢淡出了人们的视野。